富士康引发的信任压力和清白容易

富士康引发的信任、压力和清白

最近在富士康公司发生的“一个iphone和一条人命”的惨剧让我震撼不已。由于一个iphone样机的遗失而引出的员工自杀事件表现的不仅仅是员工如何应对工作压力的问题，更是企业与员工之间信任彻底丧失的严重警号，并触及生命与名誉清白孰轻孰重的深刻命题。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了信仰是一种可能，就像渣滓洞的江姐可以在敌人的严刑酷打之下毫无惧色，那时一个人感受到的压力全部来自外界，内心则有来自同志的信任和为自己信仰的自豪；为了洗刷自己的耻辱是另一种可能，就象富士康的员工孙丹勇，觉得公司对自己的不信任和个人名誉的不清白给自己带来的负重超过任何苟且偷生可能带来的快乐，这时的压力全部来自内心。当然也有人可能为情献身，或者为钱拼命。但不管如何，当一个公司的员工需要用生命的代价换回清白的名誉时，一定不是员工出了问题，而是这个企业或者社会出了大问题。不知道从哪一天起，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公司与员工之间的信任脆弱到了如此地步。在一个缺乏信任的环境里工作，除了外在存在的客观工作压力（指标压力）之外，个人还得承受巨大的隐性心理压力。这种压力不断销蚀人的灵魂，让人产生如履薄冰的感觉。当它一旦变显，其破坏力就可能导致一个人精神的全面崩溃。这不仅在富士康的个案中如此，就是在整个社会层面也可能产生相似的效应。因此，我以为企业给员工解压的一个有效方法也许是多给员工一些信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本期杂志“大师前沿”栏目中刊登的克莱默先生讨论信任的文章中，作者从美国社会的文化情景出发，偏偏提出了不要过于轻信他人的警告，其潜在的原因就是美国人之间的信任程度太高了，以至于有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了他人的信任而达到了损人利己的目的。在美国社会，人与人之间、企业与员工之间都有互相信任的习惯。在孙丹勇的案例中，如果他自己说没有偷窃，那么公司就会相信他，绝不可能发生拘押、审问的情况。除非有客观证据证明那个iphone确实被他所盗，公司才会用法律的手段对其给予合适的惩罚（或开除、或判刑等等）。而形成互相信任的文化的主要原因则来自整个美国社会对不诚信行为的唾弃。对任何一个人，一旦有证据表明该人有过不诚实的行为（如伪造简历、学位证书），那么该行为就会永远被记录在案（在今天互联的年代此信息的传播速度更不是问题），该人从此之后不再有“信用”。因为没有了信用，整个社会都会对该人进行“制裁”，不仅其事业发展会受到限制，就是找工作找银行贷款（个人生活）都会发生极大的困难。因此，绝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愿意用不诚实的手段去达到短期的目的而牺牲一辈子的清白名誉。而由此带来的社会/企业信任也减少了许多人内在的隐性心理压力，让人感觉到轻松快乐。真可谓“生命诚可贵，信任价更高；若为名誉故，二者皆可抛。”2009年8月于美国西雅图来源： 《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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