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国文学湘军一直在路上

众所周知，天下霸唱的代表作《鬼吹灯》曾风靡华语世界，之前的作品无一不是延续着古...

很长时间以来，刘心武与《红楼梦》这个标签一直形影不离，他并不抗拒“红学家”的头...

在中国文学的地理版图上，“湘军”一直有着特殊而重要的地位。这批深受湖湘文化影响的作家，在小说、文艺理论、童话、诗歌、报告文学等各种体裁上都取得不俗成绩。在湖南省作协第七届作家代表大会上，一批在全国文坛具有影响力的湖南作家向讲述了近期的创作计划。

何立伟：书写“灵魂之痛”

自从2006年出版《像那八九点钟的太阳》后，何立伟已有五年左右的时间没有推出长篇小说。他画漫画，搞摄影，上微博还时不时发个“漫画一幅，周末轻松”，开作代会间歇也会有“阳光偶尔像恋人兴奋的眼神”的感慨。这个性情中人过着一种外人看来颇为悠哉的生活。但是，总有那些曾从他的作品中得到惊喜和期待的读者在问，这么长的“蛰伏期”，何立伟是否是在等待些什么？

“不写作并不意味着我没有在进行思考。作家到了这个年龄，应该拿出自己最成熟的作品。”随着年龄的增长，写作对何立伟而言，越来越成为一件严肃的事情。在他看来，当下写作中可有可无的作品太多，而这些在匆忙中赶制、仅粗浅触及生活表象的作品，不是他对自己下一部作品的要求标准。一旦动笔，他便试图写出与时下作品的“与众不同”。“至少，一部作品出来，要对当下的文学有建设性。”他为自己设立了这样的标准。

要有对生活的穿透力，要有敢于面对真实生活的勇气，要有敢于揭开生活暗处的正义感……归纳种种，何立伟在近些年里如此慎重落笔，便是等着哪天的思考成熟，写出一种个人和时代的“痛感”。这种“痛感”不是简单的肌肤之痛，而是文字能“像锥子一样，正好扎到人们的心尖上”，是一种“灵魂之痛”。在他看来，对这种“灵魂之痛”的书写和呈现，是当下文学作品有所缺失的一面。“有两三个题材一直在我心里转。”何立伟说。他生活着，观察着，思考着，积蓄着。

聂鑫森：“老”城里的“旧”文人

聂鑫森写过许多关于“老玩意”的文化专著：“老行当”、“老建筑”、“老掌故”……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推出了他一套三本的文化专著，写老兵器、老游艺、老术语的掌故。“封面和书中200多幅的插画，都是我自己的作品。”聂鑫森说。这个一直生活在湘潭的“老资格”作家，如今过着一种旧文人的情趣生活：他写旧体诗，练书法绘画，写短篇小说和文化随笔，写作也不再为稻粱谋局限，更多在意的是对技艺的浸淫和追求，体现一种生活的姿态和趣味。

一个“老”字，蕴涵的其实是聂鑫森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继承。在写作上，他还有一种“老作派”。这个“作派”不仅体现在他的写作范围的宽泛：有对传统文化的追源，对唐诗宋词的赏析，也深深体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他写古城旧事，写都市江湖，都是在湘潭这个他一直生活工作的城市里展285只创业板个股中开。“我就写湘潭这么一个小城里的故事。湘潭是湖湘文化的发源地，这个从汉代后期就已经存在的小城，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我所有的小说，无论写的是历史人物还是现实中的个人，大多以湘潭为背景和平台。”聂鑫森说。在越来越多的写作者不满足于自己所在的地域，越来越追求长篇的时代，聂鑫森却始终用一种怀旧的姿态，写短的，写旧的，写老的，写着他自己的湘潭城。

王跃文：下一步是回望故乡不久前，王跃文的小说《国画》重版上市，结束了这部作品在很长时间内“只见盗版不见正版”的怪相。他也终于松了一口气：以后不必再给盗版《国画》签名了。这种无奈的局面，他已经面对了好几年。

创作了一系列对于当下官场深入细致刻画的小说，使得王跃文常被人称做“官场小说第一人”，面对在自己作品之后形成的“官场小说旋风”，以及目前图书市场上各种“一人成名万人跟风”的现象，他非常坦然：“官场文学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而所谓‘跟风’虽然并不正常，却是很自然的现象。对于任何文学的经典都是需要时间检验的，指望一个短时期内留下很多的经典文学，这也是不现实的。我相信一百年之后回望这一段文学史，必然有经典文学留下。”

在写了很多年官场后，王跃文心中酝酿的却是对于故乡的回望和成长记忆的追溯：“我们的很多文化传统并不在都市，而在乡村。”他表示，在农村社会结构稳定时，各种风俗和历史承载保留完好，而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却被摧毁了。乡村发展中的曲折复杂，和其中所衍生的各种痛楚，需要作家加以呈现。“用比较老旧的话来说，文学始终应该是国家民族记忆的留存，我们所写的东西需要有自己的感知和眼光。”

阎真：下一部写高校知识分子

从1995年出版反映海外留学知识分子生存的小说《曾在天涯》，到2001年的《沧浪之水》，表现青年知识分子在进入社会时向现实妥协的挣扎和无奈，再到2007年反映年轻知识女性苦悲的作品《因为女人》，阎真俨然成了书写知识分子现实生存困境的专业户和代言人。而正在积累素材准备下一部小说创作的他表示，目标群体还是知识分子。这次，他要写写高校里的人物：“如今高校中的知识分子大多具有双重人格，他们口中所说的话和他们的行为，有时是相悖的。我要写写这个群体。”对于在大学工作生活了20多年的阎真而言，这将是最贴近他自身生活的一部作品。如今蓄势待发的他正处于“备战”状态，随时在中记录着灵光乍现的一些词汇和想法，到了家中再把这些词语抄到纸上，扩充成一条一条笔记——在此前写作《沧浪之水》和《因为女人》时，他用的便是这一招。写每一本书之前，他都要做下一两千条的笔记。

从1995年到2007年，12年写三本长篇小说，这样的写作速度在如今快节奏的时代看来有些不可思议。但是阎真还是写得很从容。按他的计划，这正在酝酿中的第四本将是“收官之作”。“既然我人生的目标已经完成了四分之三，那还有什么可着急的呢？”他这样说。

欧阳友权：微博只能算“准文学”

作为文艺评论家，欧阳友权对于络文学的敏感早于许多人。目前他正准备进行络文学文献数据库的建设，包括络文学词典、络文学编年史、络文学研究成果以及络文学研究软件开发和站建设，可以说囊括了目前络文学发展中的几个主要方面。

他认为，目前络的文化走向拥有五大趋势：迅速崛起的络文学改变了当代文学格局并成为一种引人关注的社会文化现象，主流文学开始认可和接受络文学，络文学类型化催生了阅读市场，络文学产业化开始形成自己的赢利模式，文学站出现集团化垄断化趋势。对于广受诟病的络文学“侵蚀论”，欧阳友权表示，络文学的民间化可以说“把文学女神从神坛拉回凡尘”，络创作的青春化、络阅读的大众性和络文学的商业化都是传统的文学体制所不能充分具备的条件。他说：“络作品的良莠不齐，不在于它是否有络的特征，而如作家陈村所说，是缺乏文学的因素。”

对于目前正成为人们新宠的微博和文学，欧阳友权认为在各种方面的衡量上，它们更像是对于络文学的延伸，大多数只能算准文学：“但就市场而言，它们的空间很大，前途不可估量。”

陈启文：比小说更重要的事

在许多朋友眼里，陈启文是“获奖专业户”，也是与体制格格不入的特立独行的作家。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是个自由写作者。这份对于自由写作的坚持，一直催促着他到处走走、看看。在写了很多年小说之后，陈启文突然发觉自己有比这更重要的事要做。 继长篇报告文学《共和国粮食报告》之后，陈启文将目光投向了水利问题。在报告文学的写作中，陈启文坚持只用第一手资料，哪怕是往事，他也要在造访口述者的同时寻求见证人，以确保自己写作材料的准确。今年的4月到6月间，他一直奔走于受旱灾影响较重的鄱阳湖、洞庭湖水域，目见原先的汪泽竟然草长莺飞，成为了一片草原。短短两个月间的旱涝急转，身为作家的陈启文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通过各种形式走访灾民，记录灾情最真实的一面。在作品采写时，许多时候只能以暗访的形式进行，而面对部分地方官员的阻挠，一张政协委员证给他提供了最大程度的通行保障———“作为政协委员，我拥有‘视察’权，这是我使用它的绝佳方式。”

汤素兰：重回民间传统

作为畅销儿童文学作家，汤素兰的写作慢得有些“不合时宜”——相比不少人“年产十余本”的创作量，自199 年“笨狼系列”第一本问世以来，汤素兰用了18年的时间，才让这个家族的成员增添到第五本，第六本至今还在创作中。她笑说：“写不快，急也急不来，出版商的催促已经成了我的家常便饭。”

从事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学研究的她，对于如何保持童心有着自己的看法：我们的孩子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孤单，如何陪伴孩子度过这一时期是需要我们和家长共同探讨的。不是说俯下身子，你就能成为他们的同龄人，而需要真正懂得孩子在特殊成长阶段的需求。在许多儿童文学作家投身于校园小说创作中时，汤素兰却对于童话情有独钟。“童话时真正能超越时空的形式，它比普通的小说更具有文学性和想象力，写小说只需要了解生活，童话则还需要更多的诗意、想象力、哲学和哲理，需要掌握好度。”她说，“我们太善于写身边的事，而很难把握这些形而上的品质，这也是我们的童话佳作不多的原因之一。”

在创作中，汤素兰原本吸收了许多西方文化因素，但她越来越意识到，创作属于中国本土的童话才是自己应该做的事。在大学教学与写作之外，她做了一系列关于民间艺人的采访，在抢救传统文化遗产的同时，为自己的写作汲取营养。“中国民间艺术和传说中的人性美，是真正值得我们去好好珍惜的资源，也是我们能带给孩子们的最好的礼物。”

“五少将”：写作是为了快乐

说起湖南文学，总免不了提到“湖南五少将”的名字：谢宗玉、马笑泉、沈念、田耳、于怀岸。虽被称为“少”将，但他们却都已写作十多年甚至二十年，形成各自的独特风格。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对于写作的理解也不断深入。

在长时期的写作之后，如何不让写作的“元气”枯竭，成为许多年轻作者创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五少将”如今也面临这个问题。对谢宗玉来说，如何在写作中保持力度是他现阶段最着重思考的一个问题：“生怕自己概括力不够，不能准确地抓住核心。”在创作休整期，他选择以各种思想性短文和评论来调整节奏。田耳则坦言，“大多数人的小说可以说越写越差。”同样，青年作家擅长中短篇小说，对长篇小说的力度把握难以为继。在马笑泉看来，短篇小说是“黑暗中的骑兵遭遇战”，更需要的是灵感和 ，而长篇小说则是“一场硬仗”，需要积累足够的经验、写作历练甚至体力等各种储备，才能把握一二。在创作中，他将自己的写作节奏调整为三年为一阶段：“一年写短篇，一年写中篇，一年写长篇，在积累也在摸索。”

有着来自乡村的相似出身，五位青年作家对于湖南这片土地充满了眷恋，湖湘文化中的刚毅和美感也在他们写作中得以充分体现。出身草根的他们，对底层生活多有书写。在这一点上，他们有着清醒认识。马笑泉说：“湖湘文化的浸染，使得我们本能地保持对现实切入的力度。但身为写作者，距离现实太近又会造成审美距离的丧失。我们一直在寻求这个非常微妙的平衡点。”于怀岸则借助长篇小说《猫庄史》回望清末到民国初期的百年湘西历史，跳出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历史纠缠，探讨触生命的终极意义。

在这个迅速变化的时代，“五少将”都经历了“被城镇化”的阶段。沈念表示：“小城镇的衰落，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紧密相连，其中充满了混乱和无序，也充满了草根精神，这是我们写作的根基。”对于自己的作品，马笑泉总结为“写一些不明白的东西”，田耳则更有一番雄心壮志：“我所希望的，就是用自己的所写击中混沌中那种无序的东西。”

相对于喧嚣的出版市场，“五少将”对严肃文学品质的坚守更显可贵。他们之中，任何一人都可以随时跨入畅销小说创作的行列，周围这样做的作者也不在少数。然而，纯文学这一条略显寂寞的道路，却是他们的不二选择。“归根结底，这样的写作能给我们带来很这正是便捷公交带给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大快乐，这是什么也比不上的。”田耳说。